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借助如下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要么选其中一种解决方法，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 提高美国国内储蓄。
最后，改变以往的意识形态，让人们特别是官员们真正相信官方提出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让他们以有这种信仰而有荣誉感，不再只看重金钱。但是，各种迹象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难以持续性地发挥作用，这些政策的效果在持续递减。
所以， 2016年比较关键，如果这些政策扛不住，势必会导致反腐等政治动作停下来，或者降低反腐压力、缩小范围。在中国，各级政府对资源配置通过各类审批以及资产国有等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这些审批决定了投资项目是否可以做、做多少、何时做、如何做、做了后又如何进一步发展、是否能全盘开工还是部分开工、开工后产品的价格如何定、往哪里销售，等等。当然，这又回到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这个话题上了。三，大大增加新闻媒体的自由度，让新闻媒体完全自由地追踪调查腐败行为，也鼓励媒体这样做。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两年里总理很着急，中央政府批准的投资项目、安排下去的资金迟迟没有太多动静，在几次会议上施压地方官员和国企，说如果他们再不行动就要撤回审批或资金。
目前，一方面，政府已经把增长目标调低，这样把稳增长的压力主动降一些。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官员消极怠工 。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是农业。
有了劳动力，自己建厂房，到工厂去买下脚料作为原材料，乡镇企业就发展起来了。一是让产品更加个性化，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经过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又经过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我们明确了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农业是薄弱环节，农民的改革愿望最强，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点就在农村。
现在农村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深得民心。这说明大多数中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还远远不够。
第三，把产权改革放在重要位置。我们在改革中解决了国有企业工人下岗问题，加大城乡社会保障力度，使民生得到持续改善，保障了双重转型的顺利进行。二是他们不像中国工人那样愿意努力学习技能。这告诉我们，对就业和民生的投入有利于长远发展，是很值得的。
土地确权使农民的承包地经营权有经营权证，宅基地的使用权有使用权证，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有房产证，农民就可以抵押贷款，可以去开店、做生意，这样农村就活了。不要忘记中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四，注重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上世纪80年代，农村搞了大包干，粮食大幅增产，农民能吃饱而且有积极性了，于是农民开始向城市、向建筑工地流动，寻找就业机会。
国有企业不改革，光放开价格有什么用？一定要进行产权改革，明确产权，走股份制的路。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把产权改革放在重要位置，这是中国的实践为发展经济学作出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一是东南亚的工人没有中国工人讲纪律，上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土地确权以后，农民自愿入股搞合作化经营。
进入 厉以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三是提高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因此，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构成了独特的改革开放之路，也为发展经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答案只有一项最多，就是茅台酒。这两种转型的叠加在世界上没有先例。二是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服务得更周到。
因为我们与建成制造业强国这个工业化目标还有距离，必须向这个目标继续努力新制度主义虽然抓住了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创新这一要点，但其简单的私有化逻辑难以适应当前中国多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是否形成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为检验标准。超越左和右、市场与政府的简单分类。
六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从萨伊定律出发，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这与目前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显然并不一致。
因此，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观察其是否有利于发挥各社会主体的能动性，是否形成了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从中短期看，克服各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内容。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既着眼本国实际，也具备国际视野。
从政治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来源是技术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四是有利于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构性政策。
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其实质是主张干预主义和非均衡主义，明显与中国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均衡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改革目标相冲突。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包含多重任务：从长期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各类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之举。必须清晰地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不仅仅根源于市场失灵或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而是二者在不同层次的多元叠加。
正如人民日报文章《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权威人士所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在近期，适度启动供给侧调整，利用看得见的手和整体规划积极处置僵尸企业。在中期，全面实施结构性改革，从制度层面重构市场，释放市场活力，推动政府主导型结构调整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避免政府过度干预。二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
澄清认识误区，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对于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改革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二是先验假定需求管理和总量管理失灵了，因此各类政策应从需求侧管理全面转向供给侧管理，理论基础应当彻底转向各类反凯恩斯流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跳出认识局限和理论误读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在新时期的一次探索性改革和调整，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能够提供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的科学答案。供给经济学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
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把握三条原则 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三是通过建立多层次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不同创新环节、创新模式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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